2020年俄罗斯政治环境，俄罗斯GDP大约1万5千亿美元俄罗斯政治环境，大致接近我国GDP总量的十分之一，约合美国GDP总量的7%。
直观来看，俄罗斯的经济体量也就相当于我国东部地区一个省，或者美国比较穷的一个州。但这样一个穷国，事实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国际政治位置。美国近期直接威胁，要将俄罗斯从国际政治大国的名单上抹去。
然而，俄罗斯相对美国及欧洲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在实质性削弱之前得到增强。未来几年，欧洲将越来越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而随着石油市场波动性上升，美国与欧洲还指望拉拢俄罗斯，以维持与沙特的伙伴关系来维持油价稳定性——毕竟沙特还是太平洋在线太平洋在线下载欧佩克+联盟的领袖，控制沙特，就意味着控制了xg111net企业邮局欧佩克与其他十个主要石油输出国。
与此同时，尽管普京的近期言论倾向于重视气候变化，但俄罗斯对待气候变化的一贯蔑视态度，仍将是俄-美-欧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源。此外，在全球低碳化的发展趋势下，基于互联网实现的电气化与数字化互联将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俄罗斯将发现它很难躲避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所可能遭受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类似2015年与2016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实施的毁灭性打击。随着西方传统的能源消费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这将导致中俄两国最终实现地缘政治方面的联盟。
总的来说，过去3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发达国家，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趋同俄罗斯政治环境；从长期来看，向清洁能源的过度有助于强化这种趋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将承担低碳化的代价，但对于它们来说，这仍将远低于一个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世界所可能带来的痛苦。
另外，在清洁能源储存与生产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源禀赋优势，未来它们将能够出口电力、利用其特殊地质进行碳储存（根据部分估计，要实现碳清零，有必要将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1/5的部分收集并储存起来）。
然而，前景美好而道路崎岖，低碳化也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风险。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充分展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观点分歧；发展中国家曾强烈呼吁发达国家为其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损害买单。气候变化本就是长期累积碳排放形成的结果，而工业时代开始到现在，美国与欧洲各排放了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1/4，非洲仅仅排放了2%。发达国家削减碳排放的动机日趋迫切，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关注经济增长，观点的差异必然引致两个群体的现实冲突。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此项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即便是得到足额兑现，也根本无法覆盖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每年的清洁能源投资——如果要在2050年前实现碳清零，则每年大约需要投资1万亿至2万亿美元。随着脱碳的紧迫性与气候变化成本的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已在承担其未造成损害的冲击，发达国家却未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援助，这也将成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假定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没有有效行动方案，则发展中国家将被迫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近8亿人将无法获得任何能源服务，更不用说去实现具有任何意义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发展。虽然包括太阳能、风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可以成为满足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的最佳路径，但它们目前尚不足以为工业化或其他经济增长途径提供动力，而且它们规模较小、增速有限，根本不足以在短期内满足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会面对发达国家少有的清洁能源发展阻力，例如，在每天都会停电的国家，或者电网依靠柴油发电机维持的国家，给电动汽车充电本身就不具备可能性。
如果发达国家一味主张避免使用化石燃料，而发展中国家却面对替代燃料的匮乏或高价，则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只会扩大。例如，2020年4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处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美国将不再对塞拉利昂等极端贫穷国家之外的地区的海外天然气项目提供资助。此后不久，尼日利亚副总统奥新巴乔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要求他的国家在不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进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这种紧张关系不仅会因为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升级，也会因为化石燃料的生产而升级。世界上的几个贫穷国家，如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都储备有大量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它们必然希望开发这些资源。而某些自视为气候变化领军者的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对这些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不进行进一步的勘探与发掘——而与之同时，另一部分发达国家仍在开采本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金融机构也将在较为激进的投资者的胁迫下，不断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化石燃料采掘项目的金融支持。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会质问，为什么在化石燃料市场已在缩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还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全球经济的彻底转型为基础，未来三十年将需要额外投入约100万亿美元。根本就不要指望这场彻底变革能以和谐、善治、有序的方式完成。即便是存在一个总规划师来对全球能源体系进行规划，这种变革仍将困难重重——更何况压根还没有这样一个规划师存在。
只有当全世界建立了全面或大部分去碳化的能源系统，目前的诸多能源安全问题所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才会得到显著改善。石油国家的崛起会受到抑制，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将得到制约，可再生电力的价格将趋于平稳，自然资源方面的冲突也将渐渐平息。但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能源供应的可负担性、可靠性与安全性，或者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考量，都可能影响到气候变化方面那些雄心勃勃的应对策略的实施，进而导致环境政策开倒车。因此，国际气候领导力的取得远不止通过气候协议、承诺去碳、主动降低气候变化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等等；它还意味着以各种方式降低过渡期的经济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
首先，决策者需要更为宽泛的备择政策工具，以确保能源安全与可靠性，并为无法避免的市场波动做好准备。所以，放弃核能是一种短视行为，毕竟核能是现有的、可持续运行的零碳能源；而像美国那样放弃既有的能源安全政策工具（如因预期本国石油供应充足而主动出售战略石油储备），亦不可取。事实上，随着能源转型的加速，决策者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评估是否有理由增加能源战略储备，从而保障天然气、关键矿物、氢气与氨气的供应。
即使是在逐步淘汰褐色能源，但决策者仍应在能源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有人认为，美国在2007年实现了汽油达峰，而全球在2014年出现了煤炭使用量峰值，但这种观点的谬误已得到证实。鉴于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应当做好准备，储备化石燃料资源以应对过渡期短期的供需脱节与其他不时之需。为实现能源供给可靠性，监管者应当对相关的公用事业单位提供费用补偿，并提供有效的公共资源定价结构，如奖励公众在高峰期减少用电。宽泛而言，决策者应当采取措施提高效率，减少需求的不稳定性，进而缩减潜在需求、降低供需失衡。
政府保障能源安全的另一个渠道是降低供应链风险，但同时要避免滋生保护主义。政府官员不宜追寻孤立主义，而应当努力在多元化与互联互通的体系内建立灵活的能源供给结构。在欧洲，能源安全的改善并非源于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总量的减少，毕竟现实中进口量在不断上升，能源安全来源于监管改革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改造，这些改革与改造促进了欧洲一体化，提升了欧洲的整体竞争力。举例而言，2021年德克萨斯电力危机期间，在供电安全性方面，与该州内部其他地区共享电网的地区的综合表现就要好于独立供电的地区。
决策者还必须解决一些其他问题，如能源转型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对于清洁能源的强烈抵触情绪等等。在缺乏政府支持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培训的情况下，依赖化石燃料生产取得收入与就业机会的社区将受到影响。为降低能源价格波动对低收入消费群体的不利影响，决策者可参考诸多欧洲国家的近期操作，对特定人群进行补贴或临时调降税率。
各国政府既需要鼓励创新以加快清洁能源转型、遏制气候变化，又需要采取自觉措施，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新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技术上限与物流问题，但无法消除国家间的竞争与综合国力的差异，也无法削减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潜在动力。若各国政府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则未来几年间，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将面临诸多阻力，甚至可能会出现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与威胁——如不能合理认知相关隐患，最大的风险可能表现为国家安全顾虑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共存，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成功过渡。通往碳清零道阻且长，当前的世界已不能承担更多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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